產業新聞

商人啟示錄,川普政府對科學顧問委員會的冷漠態度

Trump vs. SciencTrump vs. Scienc美國科學顧問委員會 (Science Advisory Committee,SAC) 成立於1951年,由時任總統杜魯門所成立,成立的目的是為了科學知識方面的諮詢,當時的重心當然是放在國防方面。1957年,蘇聯人造衛星升空,時任總統艾森豪更是將科學顧問委員會升格為美國總統科學顧問委員會 (President's Science Advisory Committee,PSAC) ,並且遷移到白宮,足見總統對它的重視。 這個科學顧問委員會所涵蓋的範圍其實是無所不包,從尖端國防科技一直到影響普羅大眾的陽光空氣水,對於老百姓的生活有直接的影響。你今天曬的陽光是否因為紫外線過量而引起皮膚癌?你今天呼吸的空氣是否因霾害超標而影響你的呼吸系統?你今天喝的水是否含有重金屬而影響健康?這些都是最基本的民生大事。…

一宗來自瑞典的科學不端行為案例

科學欺詐(scientific fraud)相當於科學界的「假新聞 (fake news)」,在科學界上是不被容許的,因此當一篇論文要公諸於世,內文敘述必須詳實完善,擁有極高的可信度(credibility),有精確且有效的數據來佐證論點,也要符合研究倫理 (Research Ethic) 。 瑞典烏普薩拉大學(Uppsala University)的兩名瑞典科學家,海洋生物學者Oona Lönnstedt和湖沼學者Peter Eklöv於2016年6月在科學 (Science) 期刊上共同發表了一篇論文《微小塑膠顆粒的環境相關濃度影響幼魚生態 (Environmentally relevant…

Dissemin綠色開放近用管道突破付費牆

綠色開放近用(Green open access,Green OA)使讀者可以透過開放近用(OA)知識庫而獲取研究論文。雖然傳統型(訂閱型)期刊的同儕審查過程依舊保持不變,但已發表的研究論文版本現在已可透過Green OA獲取。學術期刊會決定哪些版本的論文可以透過Green OA獲取,因為他們擁有最終出版版本的權利。Green OA應該與Gold OA加以區分。在Green OA中,文章可以在出版商網站以外的地方免費獲取,例如大學知識庫或研究者的主頁。 透過Green OA發布論文,會牽涉到在索引知識庫(repositories)中發布文章的多個步驟。索引知識庫是一個為了配置文件而設的儲存網站。當把文章放進索引知識庫時,讀者可以在OA期刊或混合型期刊中查閱文章。另一方面,使用付費牆(paywall)的傳統期刊只有在收到一定的費用後,才會提供發表的文章。傳統期刊出版商堅稱要採取這種策略,來保持內容的品質。有趣的是,Sci-Hub創始人Alexandra Elbakyan在OA出版的最新發展中,特別強調這一點,引起了研究界對學術期刊的關注。隨後,諸如Dissemin之類的工具,現在以Green OA的方式,提供對期刊文章的近用。   Dissemin的開放近用工具…

華南理工大學孫大文教授榮膺波蘭科學院外籍院士

2017年波蘭科學院舉行了全體院士大會,會中選舉波蘭科學院外籍院士,結果來自中國華南理工大學的孫大文教授以最高票數當選波蘭科學院外籍院士,這個頭銜可謂是波蘭的國家最高終身學術榮譽。到目前為止,孫大文已經獲得五個院士頭銜,分別是:2010年當選為愛爾蘭皇家科學院院士、2011年增選為歐洲人文與自然科學院院士、2012年當選為國際食品科學院院士、2016年當選為國際農業與生物系統工程科學院院士、2017年當選為波蘭科學院外籍院士。 孫大文教授目前是華南理工大學現代食品工程研究中心主任,也是愛爾蘭國立都柏林大學食品和生物系統工程終身教授,是愛爾蘭有史以來的第一位華人終身教授。他是國際上食品科學工程和生物系統工程領域上的知名學術領袖之一,在國際同儕中享有很高知名度,主要研究領域包括冷凍及乾燥製程、食品及系統之品質和安全、生物過程之模擬及優化、機器視覺技術等。孫大文在2015年至2017年期間,連續三年入選了全球論文被高度引用的研究者(Highly Cited Researchers),其SCI之H指數高達85,SCOPUS之H指數為89。長期以來,孫大文充分利用其學術地位和國際影響力,在積極推升中國相關學科的進步以及促成國際合作。   波蘭科學院院士代表著波蘭國家的最高學術權威,由包括通訊院士在內的波蘭國內院士和外籍院士組成。院士終身保有其身分,其國內外成員皆由大會從各學科中,成就最高的候選人中選出。波蘭國內院士總數不超過350人,波蘭科學院院士總數出缺時才進行增補選,由現有院士提名並由全體院士選舉產生。知名的院士包括:萊謝克•科拉科夫斯基(Leszek Kołakowski),他是波蘭當代最重要的哲學家、思想家,以及天文學家亞歷山大•沃爾茲森(Aleksander Wolszczan),他是第一位太陽系外行星和脈衝星行星共同發現人之一。 波蘭科學院(Polish Academy of Sciences)是波蘭最重要的科學研究機構,建立於1952年,而其歷史可以追溯到1800年,即當時的華沙學會,那是由波蘭科學界傑出人士StanissÅaw Staszic所倡議成立的機構。波蘭科學院一開始設立了四個學科:人文社會科學、生物科學、數理化學與地質科學、技術科學。到了今天,波蘭科學院再增設三個學科,包括農林業及獸醫科學、醫學科學、地球科學和礦冶。總共有76個研究機構(包括研究所、研究中心或包過研究實驗室在內的科學研究單位),以及輔助單位(外國檔案館、圖書館、博物館和波蘭科學院中心),其運營經費占了整個波蘭所投入國家科研經費的三分之一,波蘭政府和地方機關提供了波蘭科學院總預算的76.3%,外國資源占總數的5.3%,17.5%則來自其他來源。

諾貝爾獎得主前進深圳,放眼未來

四十年前,很少人會想像得到,深圳這個小小漁村會成為世界工廠的前進基地;十年前,當中國經濟全面起飛之後,很少人會想像得到,深圳將繼續擁有數以萬計的創業公司和一些中國最成功的科技公司的中心。 安德烈蓋姆(Andre Geim),2010年諾貝爾物理獎得主,於2017年12月初以自己名字,選擇在深圳成立了「深圳蓋姆石墨烯研究中心(The Shenzhen Geim Graphene Research Center)」。石墨烯(Graphene),或稱單層石墨,在最佳熱傳導性和導電性的材料中,擁有最薄、最堅硬的機械性質,將來可為半導體、光伏電池、鋰電池、超級電容器和電子顯示器的製造帶來革命性的影響。越來越多的國家開始跨進石墨烯的領域,那麼何以蓋姆選擇在深圳落腳呢? 蓋姆說:「在石墨烯的研究和應用的眾多國家中,中國是最積極投入的一個國家;而深圳則是中國最具前瞻創造力及充滿動能的地方。在這裡,整體創新環境和產業發展趨勢,使我更願意積極參與。」於是蓋姆將工作重點轉移到了深圳,並躬身在實驗室指導研究、產業化,以及培養人才。對於蓋姆來說 ,在深圳有健全的研發環境,這有助於縮小學術界和產業界的差距。 除了蓋姆之外,另外還有五位諾貝爾獎得主也來此建立研究中心,包括了巴里夏普萊斯(Barry Sharpless,2001年諾貝爾化學獎)、邁可列維特(Michael Levitt,2013年諾貝爾化學獎)、羅伯特格拉布(Robert H Grubbs…

制霸科林搶人大作戰

有沒有搞錯,連科技億萬富豪比爾蓋茲也成為了中國工程院外籍院士?是的,武林盟主之所以成為盟主,首先就是要能夠站在台上,集合眾多武林高手講話。最近幾年來中國想要稱霸科學武林的雄心,從廣納外國學人,便可以窺知一二。 中國最主要的兩個研究機構中國科學院(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和中國工程院(Chinese Academy of Engineering),直接隸屬於中國國務院,是中國的智庫機構。從1994年開始招攬外國學者加入他們的陣容,他們每年的入選人數,中國科學院從未超過14人,而中國工程院也從未超過10人,而今年卻大幅增加人數,2017年選拔出一批外國人才,其中中國科學院有18人而中國工程院有16人。 中國科學院院士的審查程序相當嚴謹,這些國外人才必須具有高度的國際聲譽,有助於中國科學技術和工程發展的國外人才,以及長期的國際交流經驗,才有資格獲邀。中國候選人至少需要3次提名,而非中國候選人則至少需要5次提名;他們必須獲得三分之二以上的選拔委員的同意票。   雖然中國做了很大的努力,但是仍然面臨著一些制度上的細節要去克服。 例如補助金申請的評估程序。許多各國的學者撰寫論文,使用英文或是各國的語言,使得中國的評估程序充滿曲折。而且他們對中國撥款制度不熟悉,而且不會使用中文撰文,使得在獲取資金上更加複雜。 永久居留申請的政策,或稱為中國的「綠卡」,也有了改善。上海市政府在去年許多關於永久居留申請的政策做了鬆綁,取消了某些行業從業人員的申請,也不再從嚴評估申請者的工作層級和居住年限,並取消60歲上限,這樣有助於深耕海外人才,強化高端移民。 北京市政府也馬上跟隨,實行積分制,根據申請者自身教育程度、服務年限和所在行業,累積到70分便能被推薦居留。 根據公安部出入境管理局的統計,去年約有90多萬外國人在中國工作,而發出了1500多張永久居留證。…

中國量子之父潘建偉獲選為Nature期刊2017年度十大風雲人物

英國最具權威的知名學術期刊「自然(Nature)」在2017年底公布了2017年度十大風雲人物(Nature’s 10),中國物理學家潘建偉和華裔美籍科學家劉如謙(David Liu)赫然榜中有名。 自然期刊新聞編輯Brendan Maher說:「這份名單涵蓋了2017年科學家,從量子通訊(Quantum telecommunication)、基因組編輯(Genome editing),到美國核彈危機的威脅以及美國環境保護的解體等等。」自然期刊為每位入選者製作了特輯,而且以「中國量子之父(FATHER OF QUANTUM)」稱呼了潘建偉。今年的名單還包括天文學家Marica Branchesi、物理學家Khaled Toukan、禁核試組織執行秘書Lassina Zerbo、墨西哥地球物理學家Victor Cruz-Atienza等等,而很反諷的是,美國環境保護署負責人Scott Pruitt是位負面人物,激怒了環保人士。 潘建偉是現任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副校長、教授,2011年當選為中國科學院院士,其團隊在安徽合肥。2017年,潘建偉在量子通訊上獲得重大成就,他帶領其研究團隊利用量子,將訊息作規律且安全的傳遞。潘建偉團隊在太空和地球上的各地面站之間發射個別糾纏光子(entangled…

了解期刊引用文獻評比統計資料庫Journal Citation Reports(JCR)

Journal Citation Reports(以下簡稱JCR)係由1958年美國費城的加菲爾博士 (Dr. Eugene Garfield)所建立、現屬Thomson Reuters旗下的美國科學資訊研究院(Institute for Scientific Information, ISI)所出版,為目前全球最完整、權威的學術評鑑型資料庫。其係分析Web of Science下的子資料庫SCI與SSCI,囊括全球83個國家/地區、200多個學科的 11,000 多種期刊:…

惠康獎勵多樣性與包容性的新資助政策

全球最大的生物醫學研究慈善機構之一的惠康基金會(Wellcome Trust)近日宣布將「多樣性與包容性(diversity and inclusion, D&I)」列入基金會六大優先資助重點計畫之一,五年間將投入1250萬英鎊,期能改善科學界男性優勢的不平等現況,努力消弭障礙,涵括並支持更多原本可能被排除在資助門外的優秀人才與創新想法。 事實上,惠康並非是第一個將多樣性列於資助優先主題的機構。於2011年,英國首席衛生官員Dame Sally Davies即宣布,大學部門需於雅典娜章程中獲銀獎以上,方能得到健康研究部門(Department of Health research)的研究補助,藉以強化高等教育機構對於培育女性在科學、工程、醫學等領域的學業與研究工作的推動。 多年後的今日,惠康亦以推行接納更多D&I對象為自身責任及使命,期能作為引領風潮的榜樣,優先關注科學界致力於推展D&I內涵的相關合作,並希望藉由自身的影響力,對其他機構或研究資助者發揮連鎖效應,帶起對多樣性與包容性這個基本概念的廣泛重視。 惠康基金會多樣性與包容性項目負責人Lauren Couch表示,「我們的影響力是極大的,若我們能優先關注這方面,現況真的可望有所改變。」惠康將以更彈性、靈活的資助方式,補助各種能讓惠康更具前瞻與包容性的研究成果。雖然 惠康尚未確定未來符合補助資格需要具備如何的多樣性條件,但將對各種可能選項作深入的評析,並且探討這項新規定對審核的潛在影響。…

研究揭露隱蔽達50年的蔗糖對健康之祕

現今,攝取糖量應小心節制的這個觀念已經廣為人知。蔗糖對健康的不良影響到近年被確立,堪稱為健康公敵。事實上早在50年前,便有糖類與健康的相關研究進行,只是結果被輕描淡寫,攝取蔗糖與提高心血管疾病風險之間的關聯被模糊帶過,這些研究的資助者便是製糖產業,他們包裝了這個研究成果,將其轉為對銷售糖相關製品的有利敘述。 在1967年,糖攝取與心臟病風險上升的關聯正存在著強烈爭議。對ISRF(國際糖研究協會)內部文件進行研究的人員指出,當年由ISRF資助的一項研究,實驗結果攝取蔗糖的小鼠血中三酸甘油酯較攝取澱粉食物的小鼠更高的事實,被ISRF隱蔽不發,並中止了對這項研究的資助。 血中脂肪量增加,正是心臟病的高風險因子,若這項結果能早日確定,這項科學上的爭議應可早日平息,在對人類健康的意義方面影響更鉅,有更多人可為自身健康多點警覺與控制飲食,以降低心血管疾病的風險。然而由於利益考量,這個延遲了50年才揭露的研究結果,使得高糖飲食與心血管疾病具有關聯的這項爭議成為多年來懸而不決的一個問號。另一項由ISRF資助的259號研究,蔗糖於小鼠腸道健康影響更顯示,攝取蔗糖對膀胱癌風險升高具有關聯。這項研究同樣地在計畫完成前夕便停止了資金補助。 這個延遲的研究結果,在科學的後續研究而言也是嚴重的損失,科學家本可繼續推進糖類與心血管疾病的進一步關係,也可探討所攝取糖類品質與癌症進展的關聯,並對蔗糖與澱粉在健康上的關係作更深入的研究。 然而產業界的立場無非是希望銷售更多的糖類產品,當然不願正面證實糖對健康的不利影響。對於這項操縱科學結果的指控,ISRF的回應仍不改其立場,聲稱這僅為由一群對製糖產業反對的人士所支持的一個觀點,僅為對50年前所發生的事件的推斷與假設。過去這些研究停止的原因,與研究結果皆無關聯,而是由於計畫延遲與超支等因素。 由這次的事件放眼未來,我們還可以做些什麼來保障科學研究與公眾的利益?或許我們應該在研究中揭露資助的單位與利益衝突等相關的資訊,而政策制定者也應更重視系統化研究的改善,以避免這類因商業利益的一己之私,讓科學知識的發現與整個社會付出沉重代價。